首页服务阅读推荐精品推荐 › 文章正文
图书馆经典作品推荐“《未央歌》专题”《未央歌》学者导读之一
作者:余斌      发布时间:2014-03-18      文章来源:图书馆采编部      阅读数:2248

西南联大在文学里的多元呈现——在比较中看《未央歌》

余  斌

 

 

 

 

 

作者简介: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三卷本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和理论批评随笔集《大西门外捡落叶》,多年来关注并从事西南联大的相关研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

 

 

 

  

《未央歌》是一部写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校园小说,在台港及海外华人圈已走红数十年。大陆比较隔膜,1990年才由山东一家出版社出过,据闻营销不善,印出的书基本上又还原为纸浆,十分可惜。未想十多年后安徽重新推出,而且引起了相当的注意。

我之所以注意此书是因为它写的是西南联大,写的是抗战时期的昆明,对我来说这就是看点。这方面的小说以前很少,能数得上的恐怕也就前几年获奖的宗璞那部《东藏记》和董易的两卷本长篇《流星群》了。前者主要写教授,后者专写联大地下党,都很有价值。鹿桥的《未央歌》主写西南联大校园,也写昆明风情,写得都好,写得饱满(五十五万字),而且写得早,1945年就完稿了。

鹿桥本名吴讷孙(1919--2002),祖籍福州,生于北京,长于天津,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留美入耶鲁大学专攻美术史,日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艺术史教授。他在小说的《前奏曲》里说自己十分怀念那段才结束不久的“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可惜“已无力挽住这行将退尽的梦潮了”。说是这么说,但鹿桥还是将他的梦潮挽住了。他毕业留校不久就去了重庆,在那恶劣的环境里更加怀念在联大、在昆明的岁月,于是萌生了写作的想法。《未央歌》共十七章,前十章于1943底在重庆写成。第二年他考取自费留美,并在1945年夏写完小说的后七章(时年26岁)。但这部作品直到1959年才在香港自费出版,随即在台、港两地引起轰动。1967年该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80年普及本已达26版之多。

通过以上一段文学背景的回溯,可以看出《未央歌》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以普通学生视角写西南联大校园,一是以“外省人”视角写昆明。这里只说第一点。

早先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的作品,包括小说在内,大都着眼于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毫无疑问,这是西南联大历史的极重要的一面,应该大写特写。事实上也确实写了不少(小说不多,主要是回忆性文字),也可以说是“大写”了,而“特写”则说不上。民主运动是重要的一面,但一面毕竟不等于全部,都写这一面,就不“特”了。宗璞二十年前开始出版的长篇系列《野葫芦引》可以算很特的一部。全书计划写四卷,已问世的是第一卷《南渡记》和第二卷《东藏记》。从作者的整体构思来看,以历史系教授孟樾一家为中心,从流亡南渡写到胜利北归(尚未问世的两卷名《西征记》和《北归记》),显然是历史的大视角,值得期待。从已问世的前两卷看,《南渡记》写北平沦陷前后,末两章开始南渡,止于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小说里的“龟回”指蒙自)。正面展开写西南联大昆明生活的是《东藏记》,里面写了教授们的情感、操守、艰苦及人情世态,也涉及民主运动,但比较间接,是作为背景。宗璞是老作家,当年就生活在联大环境中(其父乃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文字相当地雅驯,简洁,小说的品位没说的。但读后会感到不满足,主要是觉得生活面的书写欠饱满,现场感有些弱,无论大环境的呈现还是生活小环境的细节,都让人觉得笔墨过于省俭。

 

 

《流星群》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部小说专写西南联大地下党活动,分两部,第一部叫《青春的脚步》,以昆明为背景;第二部叫《走彝方》,背景为滇南彝区。小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可惜反响不大。这部小说虽然题材不算新,但写法可以算“特”。特在两点。一是有相当的文学性,这与早年那些正面写一二·一运动的作品一比就高低自现。第二点更要紧,小说是以反思精神来写那一段青春岁月的,其中有关于革命理想主义被庸俗化为教条主义的反思,有关于人性被“异化”的深度思索。这些思辨的光辉不但是此前关于西南联大的同类作品中所无,也是杨沫那本影响极大的《青春之歌》所不曾有过的,应该说也是不可能有的。有论者指出,思想家顾准用最后的生命之光探索的那些问题,正是《流星群》以文学的方式来探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流星群》最大的亮点,十分难得。我们今天要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思想来源和不同的思想表现,我想应该不限于研究教授们(这无疑是主要的),而且要研究那些又有理想又会思想的学生们,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和思想的“流星”。在这个意义上讲,董易的《流星群》有着其它联大题材小说所不可能有的价值。

董易原名董葆先,1938年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就读,并从事地下党活动,五十年代初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晚年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现代文学。《流星群》书稿开始写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这部小说虽然与此前的同类作品比具有相当的文学性,但文学性还不能算很高。作品特在思想,胜在思想,却也存在此前同类作品常见的“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这使作品的可读性难免受到影响。

鹿桥的《未央歌》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在写作时间上比董易的《流星群》和宗璞的《东藏记》早了三四十年。鹿桥刚离开联大就动笔写,那是一种激情难抑的青春书写,才过去没几年的校园生活,还来不及定型为“记忆”就被他鲜活水灵地写出来了,从而定格为真正的记忆。加之早年的文化语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与数十年后之不同,以及外文系一个普通学生的特点,这些因素的合成,对作品风貌,对作品特质的形成,是有决定意义的。概而言之,作者正在形成中的记忆尚未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这使他的作品更多地具有校园生活的原生态面貌。所以在《未央歌》里,我们看到的是西南联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以及昆明的山光水色和乡土风情。至于教授师长,偶尔也写到一点,点缀罢了。鹿桥不可能去写宗璞写的那种教授生活,他不热悉。鹿桥更不可能去写董易写的那种地下党活动,那在普通学生的视野之外,我甚至怀疑鹿桥是否知道那种生活的存在。据史料可以看出,学生与政治的距离是各各不同的,比如外文系学生,他们经济条件一般较好,与政治的距离一般来说也就比较远;读师范的学生经济条件一般较差,与政治的距离一般来说也就比较近。这当然不是绝对的,比如《流星群》里写的人物陶思懿,其原型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家在重庆,经济条件不可谓不优裕,读的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系,她入学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类似的例子绝不止一个两个,但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估计。据党史资料,师范学院是地下党工作的重点,这绝非偶然;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的四位烈士中有两位是联大学生,一位叫潘琰,一位叫李鲁连,都是师院的学生,这同样也非偶然。

西南联大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多元素、多色彩的生活,说它丰富也好,复杂也好,反正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好说写哪种色彩真实,写哪种色彩就不真实。多元的生活,在文学(主要是小说)里就会作多元的呈现。《未央歌》所写的联大校园生活,与《流星群》写的地下党活动(也是学生),确实差别太大,它们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在艺术上,《未央歌》像一部抒情歌剧,而《流星群》却有着浓厚的悲怆色彩,它是一群命运失败者的颂歌,作者怀着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去写他和他的同志们、同学们在联大在云南的那段青春岁月,回头看大家都像流星,一颗一颗地坠落了。总之,当年联大学生写的这两部小说在思想光谱上和艺术色彩上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所具有的思想史的和文学史的双重价值,不应该被我们忽视。

当然,对一部作品,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读者群,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再正常不过。比如《围城》(作者钱钟书抗战初期也曾在联大任教),虽获普遍赞誉,但据说不少“联大人”并不喜欢。揣度起来,大约钱钟书这部小说也有西南联大的人事影子,而部分“联大人”却不认同钱氏那种“戏说”的写法。这没什么,各写各的。《东藏记》也写教授,但视角与《围城》不同,风格亦异。《东藏记》是正剧,《围城》是喜剧。《未央歌》与《围城》当然也可以比,前者写学生后者写教授,这是题材选择上的区别;至于风格,《未央歌》有作者的影子在,精神自传的味道比较明显,而《围城》像一位智者高坐山巅笑看人间喜剧。

关于《未央歌》这部小说的总体评价,大致来讲,台港及海外评价较高,大陆则比较低调、保留。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说自己在研读了近百部小说之后,认为在战时战后时期,巴金的《人间三部曲》(即《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名书》和鹿桥的《未央歌》,构成了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还说这部《未央歌》“尤使人神往”,它既是一部“可歌的散文诗”,也是一部“巨篇史诗”,评价极高(见司马氏著《中国新文学史》)。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与世界各地华人专家联合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未央歌》列第七十三位。大陆学界则比较漠然,难见评论,但在一篇党史文章里却也透出消息,作者熊德基(1913—1987)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与鹿桥同为1942年毕业。在校时期历任师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和联大总支书记,晚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对《未央歌》明显持保留态度。他在谈到对西南联大的认识时说,联大“决不是如小说《未央歌》所反映的那种安乐窝或世外桃源。虽然小说中描绘的昆明风土人情,有其符合真实之处,但书中的人物在联大师生中只能代表极少数,并不具有典型意义。这部小说虽然曾在台湾和海外青年中风靡一时,实际上没有写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见1988年发表的熊氏遗稿《我在西南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或许,这正是海内外视角之不同罢。但这个不同是会变的,毕竟数十年过去了,海内外的认知会渐趋于同。有趣的是,上面说的三四部小说均出自“联大人”之手。《围城》写一面,《东藏记》写一面;《未央歌》写一面,《流星群》写一面。将这几“面”合起来,读者就会看明白西南联大这个色彩斑斓的多面体。这很好。

(原载2008年4月14日《云南日报》)